【2011/01/01\聯合報\副刊】

◎ 余華

2006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機場的候機廳裡,準備轉機前往奧斯陸。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飛機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個巨大的頭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過會兒就要乘坐這架飛機前往奧斯陸。為了消磨時光,我心裡反覆思忖:飛機尾翼上的頭像是誰?

就在飛機從跑道上騰空而起的剎那間,我的思維豁然開朗,我想起來他是誰了。同樣的頭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爾‧金特》裡,他是易卜生。看著窗外地面的哥本哈根逐漸遠去,我不由笑了起來,心想這個世界上有過很多偉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飛來飛去的,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際的奧斯陸,綿綿細雨籠罩著奧斯陸的大街,印有易卜生頭像的彩旗飄揚在大街兩旁,彷彿兩行頭像的列隊,很多個易卜生從遠到近,在雨中注視著我,讓我感到他圓形鏡片後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長。

我想起了我們的魯迅。
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現,是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裡。這是兩篇用文言文敘述的文章。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演講裡說:「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責解答的責任。」然後魯迅以一個讀者的身分給予解答: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魯迅認為,婦女要擺脫任人擺布的地位,必須獲得與男人平等的經濟權。魯迅在此用他冷嘲熱諷的語調說道:「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挪威航空公司飛機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頭像,以及這樣的頭像縮小後又飄揚在奧斯陸的大街上,讓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當然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著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易卜生」在挪威不止是一個代表了幾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個詞彙了,一個已經超出文學和人物範疇的重要詞彙。

就像我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詞彙,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只是在語文課本裡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裡,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只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那時「魯迅」已經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詞彙,一個代表著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彙。

我有口無心地讀著語文課本裡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回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裡一葉見秋。

時光來到了1996年,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一位導演打算將魯迅的小說改編成電影,請我為他策畫一下如何改編。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一冊魯迅的著作,只好去書店買來《魯迅小說集》。

當天晚上開始在燈下閱讀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讀的第一篇小說就是〈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裡面的內容,小說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讀到的第三篇小說。這篇小說在我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裡重複出現過,可是我真正閱讀它的時候已經三十六歲了。讀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給那位導演打電話,希望他不要改編魯迅的小說,我在電話裡說:

「不要糟蹋魯迅了,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書店買來了文革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敘述裡。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裡這樣寫道:「他的敘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裡。」

文革結束以後,我閱讀過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當我閱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一旦感到無聊,我就會立刻放下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我沒有機會去討厭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間我無法放下魯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閱讀,因此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

我告訴挪威的聽眾: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彙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本文節錄自余華即將在麥田出版的散文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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