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副刊/文:梁文道】 2010.01.13



假如一位農夫當了作家,時常在文字裡借用天候的細微變化說明人事的陰晴不定,以土壤的乾濕隱喻社會環境的枯乏豐潤,並且時時展露他對肥料、苗種與昆蟲的廣博知識,我們會批評他很炫耀很賣弄嗎?當然不會。相反地,我們還要稱讚他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的身分,忠於他所來處,是個誠實地道的樸素作者。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指責一些人摘引成癖,說他們書袋掉得太厲害,很惹人厭煩呢?

曾經,我不太喜歡艾可(Umberto Eco)的風格,不明白他為什麼連談一場足球賽都要煞有介事地引出中世紀的某位神祕主義神學家,在評論義大利政壇的右轉時又好似漫不經心地提到一本西班牙文的記憶術論著。炫學於他,幾乎是種不可制止的原慾衝動。就拿他的暢銷小說《玫瑰之名》來說吧,我總懷疑裡頭那位理性睿智博學多聞的威廉修士就是他自己的化身。這本書裡不能沒有這個角色,否則他該如何宣洩他那尋章摘句的本能呢?

直到我曉得他擁書三萬冊,是歐洲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藏書家,每至一處必在舊書肆上消磨半日辰光,我才明白書房根本就是他的農場,亞里斯多德則是他的耕具。對於一個活在書堆裡的人來說,隨時抄引他人著述,隨口道出一兩個人名書名,豈不就像農夫忍不住談天氣、股民忍不住說股票一樣自然,一樣的恰如其分?

既然書本界定了他的世界,是他生活起居的環境,我們也就可以想像他思考世界的基本要件必定是書,省視自身的濾鏡是書,甚至結構感受的框架也還是書了。這種人在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不能不想起在小說裡讀到過的一場荒唐盛宴,在做愛的時候會感覺到一首老詩裡的痠痛(又或者生理學的解剖之客觀和物質),所以他在寫作裡的「炫耀」反而是種未經雕飾的質樸。相反地,許多有經驗的讀書人都曉得,節制自己引述的衝動卻是最刻意最造作的功夫。

我們仍然要譴責書包拋得太多的行為,仍然要嫌棄文抄公,莫非是因為一種古老傳統的作用?相信知識應當隱密,不該隨意公示(尤其是某些危險的知識)?好比楊雄在《法言‧問神》裡所說的:「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炫學之罪不在於它展露了太多的知識,因為可以展露的知識就不是不可與民知的祕學了。它真正的問題是它把太多的線索織進華麗的外衣,借他人的話語一方面隱藏自己不便明說的祕密,另一方面又等於無比鮮明地宣告祕密的存在,或者會使人產生追索下去的好奇,於是通往祕密知識的門徑就此開啟。每一個炫耀學問的作者都是可怕的伏藏師,他們公然揭示了自己是祕學守護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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