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

文 / 施正鋒教授
【中國時報/A13版/民國98年2月4日】

在那遙遠的時代，運動與議會是水火不容的兩條路線；前者似乎是代表著奉獻以及清高，後者則意味著享受，甚至於出賣原則。在這樣的二元對立框架下，少年的寫手對黨外出身的公職人員發動慘烈的批鬥，好像進入體制就是十惡不赦的罪人。

　　在民進黨成立後，對於缺乏經濟資源以及政治權力的在野黨來說，社會運動團體對於弱勢者的關心，正好可以提供不用本錢的正當性。不管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尋求心靈慰藉的中產階級，或是自我流放的海外留學生，初試啼聲的社運，起碼代表著社會良心的光環。

　　曾幾何時，當模仿「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進入體制反體制」琅琅上口，「雞兔同籠」的齟齬逐漸消逝，政黨就必須重新考慮社會運動團體的意義。當選舉與社運不再相互排斥之際，打著運動經驗的民進黨候選人，也就是具有「運動性」，儼然是一種經過上人加持的純正血統。

　　在人際關係疏離的都會地區，離鄉背景的讀書人面對茫茫人海，特別能感受到社運訴求的救贖。也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期，會不會「作運動」，彷彿就是民進黨甄補人才的最高道德標準。此時，街頭衝撞就是社運的同義詞。所謂的「剪刀理論」，基本上就是倚賴群眾力量來抗衡國民黨在議會的多數暴力。

　　既然社運成為進入政治場域的入場券，在野黨有兩種接觸的途徑。比較踏實的做法是由零開始，在既有綿密的國家組合主義控制下，想辦法建立自己的灘頭堡，或是派人前往打入；再不然，就是在現有的友好團體之內，尋覓有政治企圖心的領導者，以不分區國大或是立委位置來拉攏。不管如何，社運淪為政黨的外圍組織，沒有尊嚴可言。
　　因為「當家不鬧事」的想法作祟，民進黨執政以後，社運成為尷尬的負面記憶。

　　有些社運人士受邀進入政府，上焉者嘗試著實踐當年的理念，不過，多半被認為不識時務而倉皇下台；下焉者個人享受革命成果，與舊勢力沆瀣一氣，樂此不疲，甚至於嘲弄昔日的戰友缺乏社會滲透力。對於絕大多數的社運參與者來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能怪自己沒有吸納選票的能力。

　　民進黨下台以來，支持者冷眼旁觀，就是要看這些政治人物是否能反躬自省，包括政黨的自我定位以及組織改造，尤其是如何走出派系傾軋的宿命。然而，當蔡英文主席豪氣地將今年訂為「社會運動年」，宣布設立「社會運動部」，只是宣示手段的調整，還是沒有新氣象。

　　新正年頭，我們不禁擔憂起來。一來，民進黨還是將社會運動當作街頭運動看待，而非以非體制的方式來從事社會改造；二來，近年來社運團體慘澹經營，政黨又要將社運當作醞釀政治動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