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享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被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後,余英時先生隱居“小書齋”中著書立說,筆端深含中國情懷,思想影響華文世界。時代週報創辦之際,余英時先生欣然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國學“大師”太多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週報:現在的“國學熱”似乎越燒溫度越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余英時: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熱不起來的,只有五分鐘。學是要冷冷清清長期做的,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等於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熱,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國學熱”本身跟國學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東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國外求什麼,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才會搞出“國學熱”來。
  △時代週報: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人心不古,物欲橫流”,所以必須宣導“國學”,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余英時: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橫流”的說法,每個時代都能聽見。古代就有了,漢代可以這樣說,唐代可以這樣說,明代可以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什麼才是把人心復古呢?從前提倡經學的人,就以為經學可以解決一切,中國人念經學念了幾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庫全書》提要,經學有多少書?每一代都有發展,還不是繼續“人心不古,物欲橫流”?我想每個時代都有問題,沒有任何一種萬靈藥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對症下藥。
  △時代週報:在現代學術史上,“國學”一說的發展有什麼樣的背景?
  ▲余英時:“國學”基本是日本的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復日本的國粹,先是對抗中國的漢學,後來又對抗西方的東西。這個“國學”後來就傳到中國來了。當初也經過許多演變,也有“國粹”的說法,同樣是日本傳來的。後來中國有《國粹學報》之類。章太炎提出,這些東西有所誇大了,所以改用“國故”,他有一本書就叫《國故論衡》。胡適他們提出“整理國故”,整理跟中國有關的歷史種種。這樣“國學”就變成中性的名詞。
  清華大學辦國學研究院的時候,就用過這個名詞。包括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寫過《國學概論》,他說“國學”這個名詞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認為把“國學”變成某一種神聖、美妙的意義,讓它發生精神嚮導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和考古學家李濟之先生反對用“漢學”這個名詞一樣,不想把中國考古變成“漢學”的一支。
  △時代週報:在學術研究上,通與專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
  ▲余英時:在學術上,通與專是看個人的。有人願意是專家,他不想“通”,對“通”沒有那種意識。有人故意學“通”,那種是很虛的通,許多抽象的廢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尤其是現在用西方各種理論的名詞,人家也不知道葫蘆裏賣什麼藥。我想真正求通,是在專中求通,通中求專,兩者分不開。沒有具體研究,通什麼呢?一到具體研究就進入專的領域。這專不是就事論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後面,看看左右,把有關的都聯繫起來,那就是專中有通,通中有專,不能空談專與通。
  △時代週報:為什麼現在大陸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大師國學”,動不動就是“通才”?
  ▲余英時: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精神也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什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週報:那些頂尖聰明的學者為什麼熱衷於當大師?
  ▲余英時: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西方經典《贊愚》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辯詰,而是對人生有某些很深的體驗。越聰明的人越是糟糕,聰明等於是一個工具,就像科技一樣,用在好處也行,用來製造殺人武器也可以。這就是古人講“術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謹慎。這跟智慧沒有什麼關係,千萬不要迷信什麼學者大師之類。

★但求面對死亡而視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見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價,犧牲各種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遺臭萬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時代週報:一些在文化、學術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為什麼會產生“不朽的焦慮”?
  ▲余英時:人到老的時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記住孔子的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輕的時候是好勇鬥狠,要跟人家拼打、鬥爭,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這個世界,越想抓緊“得”。這個“得”不光是財,主要是名譽:人家承認不承認。怕寂寞,這就是黃宗羲早年講的一句話:“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麼事都會幹。老年人就怕這個世界把他丟掉了,他沒有地方可去,沒有東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個東西就佔有,無所謂節不節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輕的時候不會意識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後,死亡的威脅就存在了。
  儒家講死亡,就是面對它而視為平常,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適到英國去見劍橋的大主教,就說:對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沒死以前就做我該做的事。這就是張載所說“存,吾順事”。活一天,我就要盡一天責任。責任有很多,對子女有責任,對太太有責任,對父母有責任,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責任,能盡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盡我最大的努力做我應該做的事情。我的專業是研究歷史,就希望把我的歷史研究好,不是曲解歷史,不是為了某一種利益而搞一個學說,也不是為了賺錢而寫一本人人都買的書。做歷史研究也罷,做哲學研究也罷,得到某種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進一步,那我的責任就盡了。至於人家的評價怎麼樣,對你是不是欣賞,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認,這都不重要。這樣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沒有那麼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麼樣,這是心理上最難克服的問題。

“不朽的焦慮”起源很早,中國古代思想家如子產,不信靈魂不朽,認為魂、魄最後都會散失,這便引出《左傳》上講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則,大家敬重你,覺得你是一個楷模,可以拿你作標準。立功是對社會有貢獻,自然不朽,人家永遠會記得你。立言是你說的話或知識上求真理,科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能夠創造出很新的想法,對一個時代有很大的影響,那也可以不朽。這就是所謂三不朽,中國人把死寄託在這三不朽上。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見得人人都能做到這樣,要付出很大代價,犧牲各種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麼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麼辦法呢?就做壞事。這就是東晉桓溫說的名言:雖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遺臭萬年。遺臭萬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遺臭萬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復人的尊嚴
  語言本來是約定俗成的,沒有什麼必要創新,可是我覺得“分子”這個含義現在太壞了。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麼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時代週報:為什麼你現在把“知識份子”一詞都改用“知識人”?
  ▲余英時:“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與中國文化》第二版,我在序裏提出這個問題。以後我就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份子”。原來我也用“知識份子”,那是隨俗,因為語言應該隨俗。但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裏頭。“知識份子”已經用了幾十年,從前是一個中性的詞,後來就變質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記得可能是看了已經去世的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響。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識人,日本人也用“知識人”。我給日本學界寫過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識人”這個名詞。講知識人等於中國人講讀書人一樣,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麼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
  △時代週報: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時:中國對人權是一樣尊重的,在王莽時代有詔令,不能買賣人作奴隸,這比西方還進步,西方整個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視奴隸為當然。人都有權益,人都有尊嚴,這在中國早就有了。中國的觀念跟西方的價值可以結合起來的。
  從前中國還有士大夫階層來控制,政權也是開放的,開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舉,要做官必須先考試,這個考試是比較公平的。從漢武帝開始,中央設有太學,地方上也推舉人才再送上去。這是中國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為是小事情,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時候一個是武士階級,一個是有錢的商人可以有特權,然後是世襲的貴族。這些在中國很早就消滅掉了,世襲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戰國以後就不再實行了。唯一世襲的就是皇帝,這個沒有人碰它。中國的政權很早便開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識人)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成就,但這一開放並沒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知識人便自覺地努力,想作進一步的開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人的尊嚴”。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這一思路在現代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潮流匯合了起來。
  △時代週報:在今天這個時代裏,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麼環境,儘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響,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為小時候受影響,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起碼的責任是對家裏人有承擔,這以後才有餘力為公家做事,這是很簡單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才能夠慢慢走上現代社會,只能求一點一點地變。
  我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想變成某一個人。我怎麼可能變成愛因斯坦呢?愛因斯坦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我也是一個個體的生命,為什麼要做他呢?就算有一個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個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沒有崇拜某一個聖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覺得在中國精神史上,這些人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內心欣賞他們,尊敬他們。
  現在想到的是,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麼,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麼多本錢,只有這麼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跟我的環境有關係。如果小時候沒有八九年在鄉下,我對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便不可能有親切的認識。但我沒有機會上現代小學、中學,便註定不能成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了。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並不是傲慢或者自負,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別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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